日前，第三屆全國青年能源環境政策與管理學術會議暨《中國能源轉型與實現路徑》報告發布會在京召開。《中國能源轉型與實現路徑》指出，當前，世界能源格局是前兩次能源轉型的結果，可見能源轉型是一項長期的過程。具體到我國能源轉型的資源條件與可利用規模，即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需要滿足兩個基本條件：一是資源量是否充足，二是價格是否被市場所接受。

　　《中國能源轉型與實現路徑》顯示，我國可再生能源資源豐富，可以滿足能源轉型的需要。其中，距離地面10～70米的風能資源理論技術可開發量在6～72億千瓦。我國陸地表面太陽年平均水平面總輻射量為1050～2450千瓦時/平方米，相當于1.7萬億噸標準煤。考慮土地資源、屋頂資源等因素，我國光伏發電裝機最大將達到24億千瓦。

　　2020年后，我國距離地面10米的風能資源開發不再需要政府補貼，2030年前，距離地面10米的風能資源將開發完畢，2031年～2050年，我國需要實現東中西部陸上風電和近遠海風電的全面發展。目前，我國光伏發電度電成本正處于快速下降期，如果光照有效利用小時數達到1700小時以上，10千瓦~50千瓦光伏發電系統發電成本將達到0.64元/千瓦時，兆瓦級光伏發電系統發電成本將實現0.60元/千瓦時。

　　《中國能源轉型與實現路徑》顯示，基于系統動力學模型，2020年我國能源消費總量達到49.83億噸標準煤，可再生能源占比15.8%，萬元GDP能耗0.95噸標準煤，二氧化碳排放量98.5億噸。2050年我國能源消費總量達到57.57億噸標準煤，可再生能源占比62.8%，萬元GDP能耗0.47噸標準煤，二氧化碳排放量44.1億噸。

　　《中國能源轉型與實現路徑》認為，如果按照能源結構標準來衡量，2050年我國可再生能源在能源消費量中的占比達到60%以上，最終完成能源轉型。不過，基于CGE模型，促進能源轉型的政策優化，有三種模擬政策情景：情景一，量化可再生能源發展目標。2020年可再生能源比重達到20%，2025年達到30%，2030年達到40%，直至2050年達到65%。情景二，逐年逐步取消化石能源補貼。2020年化石能源補貼率下降至2010年的50%，直至2030年全部取消化石能源補貼。情景三，能源強度約束。假定能源強度不斷下降，至2050年，能源強度降至2010年的30%。根據不同政策措施的效果模擬，從減排效果來看，三種政策情景中，量化可再生能源發展目標（情景一）和能源強度約束（情景三）更為有效，而取消非化石能源補貼（情景二）的效果相對較弱。從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來看，量化可再生能源發展目標（情景一）和能源強度約束（情景三）在政策實施的初期對經濟的沖擊較大，但到2030年后，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小于取消化石能源補貼（情景二）。

　　《中國能源轉型與實現路徑》在改進能源利用效率的政策選擇中，設定了四種情形：情形一，能源效率最大提升目標下的管制策略。以單位煤炭消費產出水平為產出目標，以電力和煤炭為總量控制能源品種，能源效率提升潛力指數為14.9608。情形二，控制成本最小情景下的管制策略。控制電力消費總量，單位能源消費的產出最大產出潛力指數為3.0592。情形三，綜合能源效率最高的管制策略。以單位能源消耗的GDP產出作為產出目標，能源總量和電力消費處于總量控制之下，其產出潛力指數為3.1263。情形四，對經濟增長影響最小的策略。控制煤炭消費總量，以GDP為產出目標，滿足這一條件產出潛力指數為1.0490。

　　值得注意的是，與其他能源品種的利用效率相比，煤炭產出的效率潛力最大。因為，我國煤炭消費量大，占比高，在一定程度上與煤炭產出效率低有關。而控制能源消費量對于減少經濟增長的沖擊、降低監督成本和提高能源效率都不是最優的選擇，尤其是對于提高煤炭的產出效率，此策略的效果最低。

　　《中國能源轉型與實現路徑》表示，若要減少對經濟增長的沖擊，能源總量的控制可以選擇僅控制煤炭，但這不是提高能源效率的最好策略。從便于監管的目的出發，最有利于效率提升的管制品種是電力，因此從提高總效率的目標出發，在控制能源總量的基礎上，還要控制電力消費增長，當然主要是煤電消費的增長。

　　《中國能源轉型與實現路徑》建議，政策優化需要階段式政策組合。階段一，2025年前完善補貼政策，逐漸減少化石能源補貼，增加可再生能源的消費補貼，合理制定可再生能源比例和能源效率管制指標，并開展可再生能源示范區建設。階段二，2025年～2035年，強化和提高可再生能源比例目標管制，進一步推進綠色能源發展，在一些條件比較好的地區實現60%以上的可再生能源電力供應。階段三，2035年～2050年，在繼續推進可再生能源發展的同時，強化提高能源效率標準，廣泛應用綠色低碳高效能源技術，大幅提升能源效率，從而進入世界前列。